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西方列强的掠夺，中国典籍或毁于战火，或流失至国外。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为了振兴文教，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重要名臣设局刊书活动和朝廷要求各省督抚“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1]的双重影响下，于是在全国各地纷纷兴办官书局。在此期间，地处偏隅的贵州也顺势而为，创办了一些官书局。据《贵州省志·出版志》记载，晚清时期贵州除了严修所创办的贵州官书局以外，“尚有遵义官书局、黔南官书局等”[2] 7。就各类史料的记载来看，较为集中地记载了贵州官书局的相关信息，对遵义官书局也有所涉及，但对黔南官书局的相关信息介绍相对较少，直到今天学界也鲜有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为此，本文试图对黔南官书局作进一步的考证，使其还原历史真相。
一、存疑的黔南官书局
在贵州地方文献之中，有关黔南官书局的文献记载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肯定了黔南官书局的独立存在。除了《贵州省志·出版志》以外，史继忠所著的《贵州文化解读》一书中也谈及到了黔南官书局，认为在维新变法前后，“贵州办起了贵州官书局、遵义官书局、黔南官书局，以后又办起了文通书局”[3]。《贵州省志·出版志》和《贵州文化解读》都是将黔南官书局作为与贵州官书局、遵义官书局并列的独立存在。二是记载了黔南官书局所刊刻的图书。肖先治在《贵州的版刻书业》一文中认为，黔南官书局曾刻印了“《书经旁训》4卷，(清)张镇校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刻本，4册；《四书正蒙辨句兼附字辨、疑字辨、增旁训》张铭(贵阳)等校，刻本7册”[4]。后来《贵州省志·出版志》援引其说，认为“黔南官书局的雕版刻印本，现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镇校刻的《书经旁训》四卷和张铭(贵阳)等校的《四书正蒙辨句兼附字辨疑字辨增旁训》等”[2]7。陈琳所编《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也收录了黔南官书局所刊印的三本书：1.《四书正蒙辨句兼附字辨疑字辨增旁训》，佚名辑，光绪21年(1895年)贵阳黔南书局刻本，8册，书名页提：《四书三辨旁训》，现存于贵州省图书馆；2.《四书旁训》(《大学》1卷，《中庸》1卷，《孟子》4卷)，佚名辑，光绪21年(1895年)黔南书局重刻本，现存于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3.《尔雅郭注正蒙》11卷，(晋)郭璞注，(清)张镇校刊，光绪23年(1897年)贵阳黔南书局刻本，4册，现存于贵州省图书馆。[5]
以上贵州地方文献对黔南官书局的论述并罗列其刻书，似乎黔南官书局作为一个独立的出版机构存在已确信无疑。但以上有关黔南官书局的文献记载不难发现如下问题：其一，绝大多数材料都是以现成黔南官书局的刻书来证明其存在，却始终未提及有关黔南官书局成立的时间、地点以及创办人等相关信息。只用刻书来证明其刻书机构的独立存在并不严谨，尤其是在刻书并不多的情况之下，不能以某一部书的刊刻署名就能证明其独立存在，还需要其它资料的佐证。同为晚清时期贵州的官书局，贵州官书局、遵义官书局在地方历史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关创办人、创办地点以及创办时间的信息，而唯独黔南官书局没有。这不禁会问，是历史文献遗漏了记载还是本身就缺乏这些相关信息呢？如果是本身就缺乏这些相关信息，那黔南官书局的独立存在是存疑的。其二，前后对黔南官书局的称谓并不一致，《贵州文化解读》《贵州省志·出版志》以及《贵州的版刻书业》等文献称其为黔南官书局，而在《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中对其有“贵阳黔南书局”或“黔南书局”之称谓。“黔南书局”指称黔南官书局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从“贵阳黔南官书局”这一信息却隐含着一系列问题的存在：黔南官书局的创办地点是否在贵阳？如果在贵阳，当时贵阳已经有了贵州官书局，是否在一个文化并不发达的城市有必要同时成立两家官书局？如果不在贵阳，那么贵阳和黔南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为了寻找更多有关黔南官书局的信息，笔者查证了贵州省图书馆古籍部被署名为贵阳黔南官书局所刊印的《四书正蒙辨句兼附字辨疑字辨增旁训》，该书共8册。该套书书页题名为“四书三辨旁训”，其中的《下论》一册，确实有“贵筑张铭校字”“黔南官书局开雕”，封面有“胡绍铨题签”等字样。但在这一套书中的另外几册的落款上却有惊人的发现，落款并不全是“黔南官书局”，而是“黔省官书局”“贵阳官书局”“黔中官书局”的字样[6]。在不少贵州史料中，如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贵阳通史》、熊宗仁所著的《严修视学贵州》、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贵阳人民革命史》等文献，都将严修所创办的贵州官书局称为贵阳官书局，从而可知贵阳官书局是贵州官书局的别称。“黔省官书局”“黔中官书局”也是当时贵州官书局的别称，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今天学者的认同，如李素华在《贵州官书局述略》就认为，贵阳官书局“因地处贵阳，亦称贵阳(黔省、黔中)(官)书局”[7]。笔者在其拙著《贵州官书局出版发行考述》也认为，贵州官书局同时亦称黔省官书局[8]。如此一来，黔南官书局与贵州官书局有没有关系？是否也是贵州官书局的别称？黔南官书局的独立存在由以上诸多问题而变得扑朔迷离。
二、黔南官书局的历史真相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黔南官书局和贵州官书局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同样在贵州省图书馆查证被署名为贵州官书局刻印的《四书三辨旁训》，共有7册，封面处有“抚黔使者嵩刊行”，而在扉页上则有“光绪乙未秋重刊于黔南书局，版藏大文堂承印”的字样[9]，如下图所示：
封面“抚黔使者嵩刊行”字样说明该书原由当时贵州督抚嵩昆所刊刻，而从扉页中的“光绪乙未秋重刊于黔南书局”得知该书是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根据嵩昆刻本重刊于黔南书局。并在这一套书的落款上也与被认为是黔南官书局所刊刻的《四书正蒙辨句兼附字辨疑字辨增旁训》一样，都有“黔南官书局”“黔省官书局”“贵阳官书局”“黔中官书局”等字样，没有统一的刻书机构。从这两个版本的《四书三辨旁训》所标注的刻书机构来看，黔南官书局、贵州官书局、黔省官书局、贵阳官书局以及黔中官书局之间相互替换使用，很明显，黔南官书局与贵州官书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从《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中所收录黔南官书局所刊刻书籍的刊刻时间来看，与贵州官书局运营时间基本一致。关于贵州官书局所成立的时间在史料记载中具有不一致性，何仁仲主编的《贵州通史》(卷三)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修捐养廉银千金，成立贵州官书局(附设于贵阳资善堂内)，聘请绥阳举人雷廷珍为书局董事。[10]”而《贵州省志·出版志》则认为“贵州官书局，清光绪二十二年(1986年)由贵州学政严修倡议并集资开设，地址在贵阳资善堂(今慈善巷)，故又称资善堂书局”[2]6-7。尽管在贵州官书局成立时间上出现了分歧，但两者并不矛盾。《贵州省志·出版志》主要以贵州官书局的成立得到朝廷的批复时间为依据，即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并将其作为贵州官书局成立的时间，而《贵州通史》则以贵州官书局实际运营时间为依据。其实，在贵州官书局的成立得到朝廷批复之前，贵州官书局便已经开始运营。严修于光绪二十年(198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贵阳，到贵阳之后便与贵阳知府文仲瀛商议成立官书局，并草拟书局章程，拟购书局书目。次年七月初九，“午后赴资善堂看新到局书”；八月十二日，“拟书局章程，约数百字，至晡乃成”；八月二十三日，“《先正读书诀》印成，送抚、藩、绍前辈，黄廉访、文观察、严绍光、李章式，唐、邵、黄、严、文五处，并配《书目》各十本”。 [11]从而可知，贵州官书局已经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运行，不仅有购运图书和刊刻书籍的活动，并且从草拟的书局章程来看，对书局设立的地址、经费、人事、销售策略以及图书价格都作了相关规定，是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因而将贵州官书局成立的时间界定为1895年得到了当今众多学者的认同。
《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共收录黔南官书局刊刻的图书有三部,刊刻的时间分别为：《四书正蒙辨句兼附字辨疑字辨增旁训》刊刻于光绪21年(1895年)；《四书旁训》刊刻于光绪21年(1895年)；《尔雅郭注正蒙》刊刻于光绪23年(1897年)。贵州官书局1895年成立，至1897年严修离开贵州之后，贵州官书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黔南官书局所刊刻的这三部书皆为贵州官书局运营时间之内所刊刻。至于《贵州省志·出版志》中所列举黔南官书局于1901年刊刻的《书经旁训》四卷，却始终无法找到这本书，作为目前收集贵州古籍文献最全的《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也未收录此书，在贵州省图书馆收藏的《书经旁训增订》四卷也是清乾隆47年(1782年)由匠门书屋刊刻。
又据严修、嵩昆联名上奏成立贵州官书局的奏折一文载：“(奴才)再思士林之趋向，视学校为转移，学校之修明，与人心相维系。读书所以明理，致用必在通经。……(奴才)目睹情形，随与贵州学政严修并在省司道面商，拟在省城开设书局，先刊六经读本，续刊有关实学诸书。近年以来，如江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各省书局，刻本精博，蔚为大观。相应请旨下江南等省督抚，将局刻经史子集等书每种刷寄十部，以作式样。”[12]在此奏折中已明确贵州官书局成立之后“先刊六经读本，续刊有关实学诸书”，而黔南官书局所刊刻之书也与贵州官书局的刻书计划基本相符。
基于以上各种事实，可见黔南官书局就是贵州官书局的别称。
三、黔南官书局被误解之原因
人们之所以会把黔南官书局单独列出来，视为与贵州官书局、遵义官书局并列为独立的书局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忽略了“黔南”这一词的历史演变。其实，“黔南”一词，在古代并非指称贵州的一个州县，而是贵州的代名词，这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如王燕玉在《“黔”字所系的地望沿革》一文中考察了贵州与“黔”字的关系，并认为在历史上与“黔”字有关的地望，如战国时期的黔中地、秦代的黔中郡、唐代的黔州都督府、宋代的黔南路、清代的黔西府等等，都是“贵州省简称黔、代称黔中和黔南的来源根据”[13]。田维华在《概论贵州省源于黔南路的历史沿革及思南宣慰司的由来》一文中具体考察了“黔南”是贵州的代名词的由来。唐代在四川彭水设立黔州都督府，称彭水以南的乌江中上游为“黔南”，并设置“黔南”50个羁縻州，以土人为官。至宋徽宗时代，宗宁二年(1103年)提出“南开黔中”，即取缔黔南路上的50个羁縻州各自为政的局面。于大观元年(1107年)田祐恭(田宗显第14代世孙)奉诏入朝领旨开置黔南路，至平定泸南(今泸州)晏州夷之战后，建立起了方圆二千里的新区，并以集大成而贵、以合和为贵之意命名为贵州，这就是“黔南”为贵州代名词的历史由来[14]。清代人们继续沿用“黔南”一词指代贵州，故在贵州众多历史文献书籍之中，皆以“黔南”作为贵州的代名词，如晚清周鹤选贵筑(贵阳)6人(杨文照、袁思韠、陶墫、洪杰、颜嗣徽、钱衡)诗集编为《黔南六家诗选》，在其《序》中云：“是集专选黔人，盖仿《宛陵集》体例；于黔人仅选数家，又兼师次山之意；……”[15]“黔南”一词明显指称贵州。再有贵州历史地方文献的《黔南丛书》《黔南职方纪略》《黔南识略》等中的“黔南”皆为贵州之意。即便在官府刻书中所标注的刻书机构，也用“黔南”一词指代贵州，如(清)郑献甫的《愚一录》《四书翼注论文》有黔南节署刻本，(清)刚子良手抄的《刺字条例》有黔南抚蜀刻本。贵州的节署和抚署的官邸皆在贵阳，将其刻书版本称为黔南节署或抚署刻本，其中的“黔南”明显是贵州的代称。黔南官书局中的“黔南”一词，同样是指称贵州，而不是今天贵州的一个州县，因而黔南官书局便是贵州官书局的别称，才致使黔南官书局、贵州官书局、贵阳官书局、黔中官书局相互替换使用。今天的黔南州成立于1956年，在此之前，历史上并无将黔南作为一个州县而独立存在。
正是人们忽略了“黔南”一词的历史演变，误将黔南官书局中的“黔南”一词理解为今天贵州的一个州县，才致使黔南官书局得以独立的存在。如肖先治在《贵州的版刻书业》中就认为，严修不仅成立了贵州官书局，而且“督促各府、州、县办官书局，故此，遵义、安顺、黔南、黄平等，都曾办有官书局”[4]。很明显，这里所说的“黔南”是作为贵州的一个州县出现的，因而该文接下来分别对贵州官书局、贵阳官书局、遵义官书局、黔南官书局的刻书分别罗列出来。至目前所搜集的资料来看，《贵州的版刻书业》一文是最早将黔南官书局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出版机构的文献资料。肖先治作为《贵州省志·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主要成员，他的这一观点无疑也体现在了《贵州省志·出版志》之中，尽管在该书中没有再次将贵州官书局和贵阳官书局分开而论，但仍然将黔南官书局视为独立存在的州县书局，至今人们仍然沿用这一观点。如李素华在《贵州官书局述略》一文中就认为，严修除了创办贵州官书局外，还倡导各府县设立官书局，其中“黔南(官)书局雕版影响较大，而遵义官书局(又称遵义府官书局)以铅印本流传甚广，是贵州最早使用铅印技术的印刷厂”[7]。
四、结语
在以往的众多贵州地方文献中，或叙述了黔南官书局的独立存在，或罗列其所刊刻的书籍，这无疑给人们造成了黔南官书局独立存在的假象。通过对黔南官书局的历史考证，能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黔南官书局只不过是贵州官书局的别称，从而能使人们走出将黔南官书局作为独立出版机构的误区。同时，黔南官书局就是贵州官书局的别称的结论也使人们对贵州官书局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对贵州官书局的刻书内容和数量也需要重新审视，应该将文献中所列出的黔南官书局刊刻书目归为贵州官书局的刻书。
[1]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918.
[2]贵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出版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3]史继忠.贵州文化解读[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296.
[4]肖先治.贵州的版刻书业[J].贵州文史丛刊，1994(4)：29-33.
[5]陈琳.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39-72.
[6]佚名，辑. 四书正蒙辨句兼附字辨疑字辨增旁训[M].贵阳黔南官书局刻本，1895.
[7]李素华.贵州官书局述略[J].兰台世界，2016(14):152-154.
[8]拙著.贵州官书局出版发行考述[J].现代出版，2017(4):57-61.
[9]佚名，辑.四书三辨旁训[M].贵州官书局刻本，1895.
[10] 何仁仲.贵州通史(卷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618.
[11]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卷四)[M].民国二十四年贵州省图书馆影印本.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0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64-565.
[13] 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164.
[14]张学立，肖远平，编.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研究：以贵州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93-99.
[15]刘显世，任可澄，等.(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M]. 黄永堂，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863.
文章来源：黔南民族医专学报 网址: http://qnmzyzx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17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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